诗品序原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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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共品评了从汉至南朝共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所谓“直寻”,就是从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与人世经历）动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语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诗句中寻觅词句.诗歌的创作来源于“物”的感召与“情”的激发.钟嵘举了四个诗例来说明它们并不是来自典故和经史之类的书籍,而是“直寻”所得.其实这就是主张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意.相反,那种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书中的词句的诗,则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钟嵘进一步指明：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即目直寻”和“自然英旨”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
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钟嵘提倡诗要“直寻”,即直接抒情叙事,使后人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有了理论根据.钟嵘直寻说揭示了诗歌创作艺术中思维的三个特征：直接性.在一种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无须逻辑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于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达,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来显现.这就使得在“直寻”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维；契合性.在直寻过程中,主客体直接对话,相融为一体,创作主体的情性与将要表现的对象相契合,于是就可以“形诸舞咏”.
其四、“诗有三义”说. “诗有三义”是钟嵘对文学创作的总体要求.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钟嵘之“三义”说出自《诗大序》“六义”说,但钟嵘的“三义”说又有它新的理论贡献,他把传统的赋比兴排序改为兴比赋,突出了“兴”的地位,并扩充了兴比赋的内涵.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用现在的话说,钟嵘的“兴”,就是诗的语言要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所以它已经超出了将“兴”看作一种写作手法的传统观点,从钟嵘对“兴”的新解释后,唐代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都是从此处来,强调对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追求； “比”,就是写景叙事要寄托作者自己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但写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语言.并且要综合运用这“三义”,即如他所说的,要“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如果仅仅用比兴,会妨碍诗人对情感的抒发,妨碍体会诗歌的人对诗意的把握,而如果仅用赋体,诗作又会显得杂乱散漫,体会诗歌的人同样无法感受诗情.兴比赋以“兴”为主,比赋同用,以明朗刚健的风格和质朴有力的语言为骨干,用美丽的辞藻加以润色,这样就能写出让听者动心,评者一唱三叹的好诗.
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 “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这里实质上强调的是“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 “风骨”（“风力”）树立这样的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钟嵘的风力论,为后人反对无病呻吟的柔弱诗风所标举,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理论武器之一.
其五、“滋味”说.钟嵘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使诗有“滋味”,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怎样综合运用“三义”呢?“三义”中,他又将“兴”放在第一位,并使“三义”综合运用,这就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并且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滋味”的作品.“滋味”因而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基本审美范畴.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味”的本义指口腹的欲望满足所获得的生理快感.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饮食的“味”与艺术的“味”之间的联系.（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魏晋后文学批评中大量引入了“味”的概念.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 “滋味”成了钟嵘用以品评诗美的标准.钟嵘所谓的“味”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动词的品味、品尝、引申为鉴赏,类于“品”的第一层意义；二是作为名词的味着,滋味,余味,引申为韵味.在“味”的过程中,品味者与品味的对象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味诗”也只能是主观的,印象式的,感悟式的,它最终发展出中国的印象式文学批评.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中最早提出以“滋味”论诗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其“滋味”论也影响到司空图、严羽、王土禛、王国维等人的诗歌意境理论（如司空图、王土禛的韵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土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
唐宋以后,诗话词话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与《诗品》的开拓不无关系,虽然确切合符诗话形式的开端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钟嵘《诗品》仍然是古代诗话的远祖,所以它又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它所采用的直寻式的思维方式,意象式的点评方法和具有诗性精神的文论范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