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 「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线性时间
新时期以来,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鲜见,①因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被理解为是一个基于市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这就基本堵塞了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价值相联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显而易见,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对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持有完全认同的立场.
然而,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获致社会理论界的普遍认可.②既然如此,以这一特定社会内容为正面表现对象的“十七年”文学就不必然与现代性价值绝缘.当然,现代性概念可以展开多个维度,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
一、线性时间的引入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于个体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这一点首先依赖于历史纪元方式的确立.西历（亦即“公历”）以耶稣诞辰作为纪元起点,本身便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观念.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的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这一纪元方式逐渐脱离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依托与论证,成为塑造个体现代时间感知方式的纯粹观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摆脱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的循环论时间观,形成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开端,当在晚清之际.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亦即公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学很自然地将这一时间意识引入叙事,有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历纪年作为叙事展开的起点,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⑦“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⑧等等.
如果说上述作品因为将线性时间作为给定的意识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从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时间感知方式的建立过程及其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梁斌的《红旗谱》则以独特的时间标示方式开启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的可能.这部旨在展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壮丽史诗”,在纪元方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以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正式出场为界,对于时间的标示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明确的过程.
小说开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具体时间未曾以明确的西历纪年标示：“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⑨；此后,对于朱老忠回乡时间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红鸟事件“发生在”过了麦熟“（11）；大贵被抓为壮丁则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运涛第一次进城的时间是”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总而言之,在农民自发反抗的全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曾标注明确的西历纪年,所以,直到小说的第14章,叙事时间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出场,新的时间话语也同时出场.运涛进城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在贾湘农的第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中,便包含着新的时间概念的引入.贾湘农对运涛说道：“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14）不过此时仍然有所保留：“礼拜”虽然也是西历纪元单位,但是,明确的西历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颇有深意存焉.直到运涛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伐军的见习连长,真正投身于革命运动之时,明确的时间纪元才正式进入叙事体系.在运涛以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组织起来的（“到处看得见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那封热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说叙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现代性时间长轴上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儿运涛谨上1926年7月”（15）.
在线性时间进入历史之前,农民们不甘于受压迫命运的自发反抗永远无法摆脱走向失败的结局,从朱老巩护铜钟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卖地、妻离子散,在混沌的时间之中,年复一年循环上演着穷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剧.然而,随着以西历纪元为标志的线性时间的引入,历史顿时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朱老忠、严志和这些过去在黑暗的时间轮回中重复着悲惨命运的农民们,从此踏上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行程,从“反割头税”到“保二师学潮”,一次次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时间观念的深刻历史意义：进步.
二、基于进步渴望的时间焦虑
事实上,组织在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续,反言之,此一时间观念暗含着对于进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目的论史观,从而使得现代成为“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16）在欧洲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成果的历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直线时间观便逐渐被植入关于进步的信念：因为在时间的每一步进展中,都会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历史成果.这种信念并且成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论述的共同基石.
对于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一旦摆脱循环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建立线性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对于进步观念的认同,便将自身纳入现代性普世性的进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现代化程度的落后而产生深刻的焦虑意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入侵,所以,基于进步渴望的焦虑感尤为强烈.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现代观念的引入和实际影响的发生还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所实现的全民组织与动员,则将整个中国社会导入对于进步的渴望.进步重组了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17）于是,进步因为线性时间观念的建立而成为时代的绝对认知、“霸权话语”.
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流速的限制,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所以,关于进步的焦虑往往又会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并因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具体到社会实践领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历次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口号无不显示出对于时间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焦虑很自然地进入创作主体关于时代的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于时间的焦虑始终支配着叙事的进程.这部小说始终并用西历和中历两套纪元：对于国家话语引导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标明西历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活跃借贷、合作化运动等等；而对于民俗传统生活的时间纪元却都采用中历,如“黄堡镇三六九逢集”（18）、“黄堡二月八过骡马大会”（19）等等,蛤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时悬挂的对联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黄道日”（20）.
两套纪元的并用意味着新时间以及新时间所承载的进步与革命价值尚未实现对于旧世界的完全改造,旧的时间意识所联系的旧观念,旧价值仍然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毫无疑问,旧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观念,它严重地阻滞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情境激发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无限焦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21）到处有人在关切地问：“咱中国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明确回答过.”（22）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宝的焦虑更为本质化：“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革掉这私有财产的命吧!”（23）
峻急的时间意识进而主导了小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尽管《创业史》引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设想：“……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24）但是在实际的叙事展开中,这一时间表注定要成为主体实现时间超越的目标.所以,梁生宝在渭源县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宣布的计划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25）这一超越时间的设想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导致“所有的人对于眼下还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农业社,两三年内就要变成普通的现实这一点,充满了热情和欢乐.”（26）
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无论是《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是《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27）
三、革命：超越时间的途径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时间在叙事中也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种力量而得以实现的呢?
由于线性时间孕育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时间的流程中新质战胜旧质的过程,所以,这一时间意识必然推导出变革、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8）欧洲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基于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进而,由于新中国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主体很自然地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观时间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时间的超越吗?在这一时代意识的主导下,“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了革命强大的动力功能.
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主人公欧阳海所在连队有一次承担修建铁路的任务,当工程进行到最关键阶段之时,突发洪水冲垮了已经修筑好的路基,而战士们也因为水土不适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经非常困难.”（29）当然,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叙事中发生；同样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对于困难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员,也不能靠更新技术设备,唯一可取的路径就是革命行动的展开.所以欧阳海发出成立突击组举行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连首长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抢回了可贵的时间,眼看提前完工不成问题了.”（30）
曾有论者如此评价《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书.”（31）这一论断的洞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小说凡事诉诸革命的强烈冲动,但是,若说它因此“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则是明显的“过誉”之词.事实上,通过革命的途径克服困难是时代性的认知原则,革命确保主体超越时间的想象得以实现.如果说建国以来文学叙事在这一认知原则上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就是愈益强调革命的动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进而已.在《艳阳天》、《风雷》乃至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中,革命的具体方式已由五十年代叙事作品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励或自我反省逐渐发展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动员令正是对于这一时代认知原则的简练表达.
然而,革命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将革命理解为进步道路上的质变,那么,它必须以量变的积累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超越量变积累的限度,这一点恰恰又关乎时间,因此,时间不能无条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清醒的认知.《欧阳海之歌》曾经如此描述一个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欧阳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长啊,班长!你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况下完不成的任务.人民需要我们怎么工作,我们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毅力限度.我过去老是为自己的怕苦怕累,寻找什么‘科学根据’……”（32）
由于中国社会极度强烈的进步渴望,由于暗含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对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能力的坚定信心,使得社会意识逻辑对于革命的执著被推至极端.即便科学在革命之前也必须退让,革命无可阻挡,它可以在一切条件下超越客观时间对于进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和光辉天朝记忆的民族迅速赶超列强,从而摆脱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总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梦想.
线性时间激发了进步渴望,并将之强化为对于时间的极端焦虑,这种渴望和焦虑进一步鼓励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时间的冲动.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这一意识逻辑,既依托于同时期的社会现代话语,同时又是对于这一话语的提纯与强化,并因此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构成了这一批判的美学之维,其历史意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肯定,“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33）,由此,它对于社会的现代进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与纠偏”（34）作用,从而有助于建立个体精神和社会整体运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观“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到,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实践缺乏来自于内部的张力,由此,文学之于个体、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都无法达到应有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文化意义上判断“十七年”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当代沉溺于消费狂欢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