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和欧洲早期次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何不同速回!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和欧洲早期次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何不同速回!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和欧洲早期次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何不同
速回!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和欧洲早期次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何不同速回!
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简单来说，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猛烈的抨击封建制度的弊端，但却无法提出一个代替其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而欧洲人在抨击封建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新制度的内容，并提供了发展新社会的不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