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局限性?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局限性?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局限性?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局限性?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样,既是北洋军阀集团攫取政府大权的预定步骤,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再次退让的结果.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但是,他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也知道,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才正式辞职以及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是约束他的.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他决心拒绝南下,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并公然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然而,袁世凯的要挟并未改变孙中山的初衷.他一面再三电促袁世凯南下就职；一面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绍文、黄恺元、玉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的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而在暗中策划阴谋.2月27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内外城各商铺、车站均悬旗结彩欢迎.赵秉钧组织了六百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在与蔡元培等的谈话中,袁世凯的腔调也为之一变,声言“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随后又召集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结果,南方欢迎代表团以及唐绍仪竞被袁世凯这番表演所蒙蔽,对他的南下许诺深信不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唐绍仪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还满有把握地表示,“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
　　与此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谘议局以及各政团,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甚至宣称：袁如“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更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时便与北洋派遥相呼应,指责孙中山“一念虚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
　　如此北呼南应,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蔡元培对袁世凯早有所认识,曾指出武昌起义后“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并断言此行“必不能达目的”.宋教仁于北京兵变后,也识破“此中隐情,定是手段”.尽管如此,他们由于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不再坚持促袁南下的立场.3月2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接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职.电文说：“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无可奈何,不得不表示同意.6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为达到自己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不惜纵兵茶毒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和极端残忍,也暴露了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
　　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下午3时,仪式开始.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再次表示：“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就这样,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终于迫使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的阴谋.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对一个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袁世凯就职的当天,以“本大总统”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但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说：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其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须至民国元年夏间方行截数,不得谓之实欠,即不在免除之列”.可见“豁免钱粮令”时一些省区“仅属虚文”,毫无实际意义,同日,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命令,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服从他的“统一”,接受他的统治.为防止革命党人的反抗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袁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这就预示着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并没有因革命党人对袁在北京就职问题上的让步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