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动物的文章谢谢,是动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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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写动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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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读小学时,语文书里有个《猫》

还有《母鸡》

《猫》

有这些:《小麻雀》、《二马》、《猫城记》、《骆驼样子》、《母鸡》、《牛天赐传》。
人民艺术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老舍
简介:
老舍(1899.2.3-1966.8.24),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是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中国现代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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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小麻雀》、《二马》、《猫城记》、《骆驼样子》、《母鸡》、《牛天赐传》。
人民艺术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老舍
简介:
老舍(1899.2.3-1966.8.24),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是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创作话剧《方珍珠》。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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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小孩子打洋人的故事,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喜欢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激情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第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力量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鼓励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发国难财,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这时期有最著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但是,1962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共产党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著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1984,百花

舒乙首次披露:1968年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最近,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昨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内幕。
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

收起

《小麻雀》、《二马》、《猫城记》、《母鸡》、《牛天赐传》。